近日，国际学术出版巨头施普林格（Springer Nature）公布了2018年新书名录，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教授韩晗的新著《抗战文学期刊（1931-1938）》名列其中。这是国际权威出版机构首次出版国内“85后”学者的文科著述，也是迄今为止第一本由深圳青年学者独立完成的英文历史学著述。

　　现年32岁的韩晗虽是深圳大学最年轻的文科副教授之一，但他已在中国现代期刊、电影、文化史等领域耕耘十余年，并在世界各地出版独立署名的中英文学术专著多达六种，当中绝大多数被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等机构收藏。《抗战文学期刊（1931-1938）》也是他的第一本英文学术专著，刚一出版就有不错反响，先后在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的老牌学术书店布莱克维尔与美国最大连锁书店巴诺书店上市，受到了英语世界读者的关注。围绕该书的写作，韩晗接受了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记者独家专访。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为何会想到做抗战文学期刊这个看起来有些生僻的选题？

　　韩晗：我构思这本书的时间很久，大约在八年前整理家藏的民国期刊时，就按照时间将期刊进行分类，发现抗战文学期刊在当中是很有代表性的，那时我曾断断续续地写过一些文章，也出版了一些小册子谈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未曾对抗战文学期刊有更深入研究。

　　真正确定这个选题，是在武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在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抗战文学期刊的特殊性体现在几个维度：一是很多刊物现在缺乏研究，甚至无人研究；二是有些历史人物要重新定义、修改成见。另外，我也发现了抗战时期一些被遗忘的史实，譬如说茅盾、巴金等进步作家主张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阀分开对待的人道主义观点，对当下来说都有启发意义。

　　但这个研究确实看起来非常生僻，在我刚开始研究时，抗战文学处于一个低潮期，但因近年来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以及对抗战史研究的格外的重视，必将迎来抗战文化研究的春天。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王德威教授认为“这本书为关注特殊时期中国政治与文化变迁的读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读本”，你怎么解释王教授对你这本书的评价？

　　韩晗：我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是一个时间跨度非常长的门类史研究，从第一次战争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都属于这个范畴，当中许多文化现象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都具备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诸多特征，抗战文学期刊只是当中一小部分。

　　现代文化产业史研究应以小见大，抗战文学期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范畴，我们大家都知道，抗战时期中国活跃的文化产业门类众多，有年代剧里我们正真看到的舞厅、电影、画报，也有广为人知的广播、报纸与出版等，但有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要充分认识到，那就是当时的文化产业主办者很多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有抗日的，也有亲日的，譬如说日伪在东北地区办的电影厂“满映”，就是一例。

　　因此，当时的文化产业与政治、文化的变迁有着密切联系，王德威教授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权威学者，他对敝著的评价我觉得非常荣幸，而且我认为这也是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这个研究领域的评价，怎么样处理文化、政治与文化产业这几者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个研究者应当去重视的问题。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你在这本书里研究的期刊，基本都是在上海办刊的，我们也常用“十里洋场”来形容上海，这是否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中心是上海？

　　韩晗：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一开始是在华外侨推动的，晚清上海是在华外侨最多的城市，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因此无论是乐队、剧院，还是电影、报纸与广播，上海都得风气之先。但早些年这些都是舶来的风尚，所以我们称为“洋气”。因此，上海长期被视为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中心。

　　但是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之后，中国文化产业已经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带有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与其他大多数产业不同之处在于，最大的核心竞争力是创新，目前深圳拥有中国最具创新精神与竞争力的企业，如腾讯、华为等等。因此我认为，未来深圳将会成为中国文化产业的新中心。

　　我最近有一个写作计划，就是谈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向深圳逐渐演变，即从“舶来”向“自主”转变的历史进程，时间的变迁固然重要，但空间的迁移亦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当然转变也不是突然的，我还会对香港、台北、广州等其他城市作综合的对比研究。